当今时代是以互联网为媒介和载体的信息化时代，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由网络技术和网络关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已经大大彰显。在这样的时代中，互联网就是生活，互联网就是交往，互联网交往的泛在性及跨界性决定了互联网安全的严峻性。与过去相比，包含互联网安全在内的新安全问题已经大尺度地更新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容和边界。
互联网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不同之处
互联网治理是适应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新形势而出现的社会治理的新类型，也是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的新内容。由于互联网包含着无限容量的信息、知识、技术和安全要素，也具有难以估测的发展潜能，因此当今时代的互联网治理就显得异常复杂。这种复杂性的根源，在于互联网治理是新生事物，从治理特征上已经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社会治理的特征。
其一，互联网治理预示着传统社会的“礼”治向网络社会“理”治的转型。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包含了多元治理要素，也随着社会变迁出现过不尽相同的治理方略，然而贯穿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发展历程的一种类型性的治理模式就是“礼”治，即以礼治理天下。这里的“礼”代表了一种由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土地分封私有制、宗法制度等结合而成的秩序化治理，其基本特征就是靠礼乐教化形成固有秩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已经孕育了人们的平等、自由、民主、竞争等充满现代性的思想观念，互联网世界的扩大化和平面化又大大毁伤了传统的社会等级观念和固有秩序，提升了人们依靠理性来建构新交往关系、实现平等交往的意愿。互联网的世界尽管同样需要制度和秩序，需要管理和权威，但它所需要的制度和秩序、管理和权威已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同类范畴了。在互联网治理中，人们愿意服膺的是基于现代理性的“道”而非基于传统习俗的“礼”。换言之，互联网治理需要的是现代理性治理，将实现的是从传统社会的礼治向网络社会理治的转型。
其二，互联网治理包含着从单向治理向多维治理的转型。从特征上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单极化治理模式。在皇权作为最高统治权和统治极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的管理尽管有多种形式，但其基本的治理指向却是以上驭下，上级相对于下级拥有至高的裁决权和管理权，在治理权限上具有不可违逆的单向性，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垂直性。当今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俨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在此空间中真实感逐渐被虚拟化，方向感逐渐被多端化，从而形成了一个扁平而多维的治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网络治理乃至社会治理都不再仅仅限于过去由上而下的单向治理，而是包含了上下交互、左右相关、内外联通的多元治理关系，形成了以多维治理为特征的扁平化的复合治理结构。可以说，在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世界中，一元独裁的传统治理模式已经不再是主流，多元并生的现代治理模式正在形成。
其三，互联网治理意味着划域治理向跨域治理的转型。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采取的是界定不同领域进而调整适当措施的划域治理，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需要不同的治理策略，也有不同的治理侧重点和效用性。以东汉思想家荀悦所提供的社会治理策略为例，他曾在《申鉴》中就东汉封建社会治理的思路和目标关系进行过阐述，提出“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的说法，这里就体现了明显的划域治理的观念。就其本质而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的科技革命，它所引发的深层次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更新。在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的世界中，传统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领域可以因为信息流动和生产要素流动而发生“疆界革命”，从而使得原本清晰和固定的治理领域的边界模糊化，出现跨越既定治理领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互联网治理就会呈现为交叉性的跨域治理。
用现代化的思维治理互联网，需要提升一些现代治理能力
国家安全关系国家利益，关系国家的发展命脉，也关系国运的盛衰。可以说，国家安全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至高无上的安全，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甚至需要枕戈以待的根本安全。近些年来，由于中国迅速跃升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互联网大国，互联网安全是包括信息、知识、技术、财富、意识形态等要素在内的复合型、基础性的国家安全，通过互联网治理保障现时代的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治理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当代中国，要捍卫和保障本国的国家安全，就必须高度重视互联网治理的现代化。而用现代化的思维观念和手段实现互联网治理，也需要切实提升一些现代治理能力。
第一，掌控互联网发展全局与趋势的能力。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互联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的大棋局，局势既扑朔迷离又瞬息万变。如何下好互联网治理这盘棋需要的是超常规的掌控能力，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互联网发展的态势、路向和命运的把握能力。借此，我们应该用一种整体性、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来科学、辩证、系统地分析互联网发展及其治理模式，做到“心中有信息寰宇，掌中有网络乾坤”。
第二，全息研判互联网信息和价值的能力。互联网是信息网、大数据网，互联网治理也是信息治理和大数据治理。要对互联网的发展和趋势做到心中有数，就离不开对充斥互联网并构成互联网存在于发展形态的信息流、数据流进行全息监控和准确研判，在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中澄明现代网络蕴含的安全意义与安全价值。可以说，只有具备了较高的全息研判信息与价值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较熟练地驾驭和治理互联网，也才能够较充分地利用互联网为国家安全服务。 第三，促进网络融合与梯次创新的能力。伴随着中国政府所提倡的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和产业的决策，未来的互联网将会成为一个具有超强磁性的吸盘，把传统意义上存在的物质世界元素大量地吸纳到互联网世界中，并建构成一个色彩缤纷、异彩纷呈的亦真亦幻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只有拥有强大的网络融合与梯次创新能力的国家才会成为强者和赢家。用网络融合世界并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将会是互联网生产和网络安全治理中的制胜法宝。
第四，解决网络突发事件及其衍生危机的能力。在网络化和数据化时代，社会突发事件的传播范围和方向都会出现不确定性变化，其传播速度也有可能以超越常规的方式和以几何级数增加，从而演化为多变性的网络突发事件，甚至会造成不可控的衍生性危机。妥善应对并解决网络突发事件，是互联网时代国家信息安全和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切实提升在网络世界中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不仅仅需要即时快速反应的能力，也需要具备高效化解危机的能力。
第五，全面协调与有机联动的能力。互联网世界是一个以网络沟通各地各方各域、衔接真实与虚拟的世界。在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标指向的互联网治理中，能否实现各不同层面、领域、要素、资源和机体之间的全面协调与有机联动，将会成为制约互联网治理本身乃至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治理成效大小的关键。为此，应着力培育和提升互联网治理的协调力与联动度，以实现沟通四方的网络运作能力和统筹全局的现实效能。
在改革中提升能力，在改革中实现现代化
互联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多重目标，其中既有服务于改革开放的目标，也有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最根本的是要服务于国家安全与稳定的目标。不言而喻，现代世界的竞争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转移到网络空间，维护互联网世界中的国家安全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要实现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标的互联网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从思想、素养、资源和体制方面推进改革，在变中提升能力，在变中实现现代化。
首先，要解放思想，加快观念更新。实践的变革以思想的变革为前提，没有充分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我们就不能很好地适应并治理好今天的网络社会。互联网治理需要的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思维模式。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网络化生活和生产的新常态，要以解放思想为前提，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地拥抱、接受适应于网络社会的现代观念，充分地理解、创造和引领网络新思维，从而尽快地获得现代网络社会的思想力和思维力。
其次，要培育媒介素养，提升治网意识。互联网治理是当今社会生活和生产中最新颖也最具挑战性的工作领域，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互联网在个体与社会生活中的全面介入。互联网是客体与载体有机复合的平台，但首先呈现为一种信息化的媒介。要提升互联网安全和国家安全，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应当切实培育管理者和全社会的媒介素养，提升人们的治网意识和在网络生活中的自我治理意识。只有网络治理意识和自我治理意识普遍提高了，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才能够得到保障。
再次，要开发网络资源，强化能力配置。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其中所蕴含的潜能和力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互联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在空中建设出新楼阁，而是要构建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新空间”和“新世界”。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治理能力的提升要始终以网络资源的配置和优化为支撑。因此，要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拓展该能力的支撑点和生长点，换言之，即需要用更优质的网络资源来强化能力配置，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和尺度。
最后，要构建网络治理体制，为互联网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保障。互联网治理不是任意和随性的治理，所需要的同样是网络世界的规范化、秩序化和系统化。毫无疑问，国家的安全只有在社会生活和网络生活均衡实现规范化、秩序化和系统化中才能得到可靠保障。实际上，互联网治理能力的强弱、治理质量和效度的大小，内在地受制于互联网治理体制的完善与否。由是言之，构建合理、普适的现代网络治理体制，是促进互联网治理健康发展、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二法门。
